前言：四月末了，趟过整个三月的浑噩计划，我那战胜过癞皮病的精神也不由得自己跑向记忆深处，偷片刻休憩。能逆光回流者，总还不至于只字难笔；书写，为留存体味，为消遣识我。
身为幺儿，新衣新鞋新玩具应有尽有，至于穿旧的鞋子更是不曾洗过，脏活累活家三项倒是督工爹和哥哥做了不少。想必那时节兄长家姐便有了怨恨，所幸两位亲长宽厚爱我，而我的心还有竹子的一面，一年一节，遂也节节高，节节知，不至沦为没心没肺的人。
年少人生实在算得上少爷。少爷一样的日子养成我今日喜欢往旧时日，旧纸堆找宽慰寻悲秋的性子。是否显得老成，装腔作势，那是人家的事，正如屋外的清明雨收不住也洒不到我头上;假使落到我万年不变的平头脑瓜，浇出个长衫人样子，算我咎由自取。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这一回的精神寻了学前时的老玩伴，而今他已过世十七年。
老玩伴大我五岁，阿爸叫他“多古”(家乡土语“跟班”的意思——他喜欢寻我耍各种无头脑追赶打闹，直到午晚饭间隙回家。所以，父亲没有贬低的意思)。尽管学龄前日子里多染上他的奔跑背影与天真的笑，可他从未说过他的真名，我亦从未喊他作哥哥。他的父亲和阿爸是要好的穷朋友，他们一起烧过蜂窝取蜂蛹，一道夜里打灯抓田鸡。而我与他自然结成子一代朋友，却不料如清明的雨，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回想起初次认识的情景是突然平静的，正如后来父亲告诉我关于他离世消息一样突然平静。
“多古”是某个清晨出现在我面前的，他准确地找到我家，找到我，什么也不说，只背过手盯着我看。一如所有腼腆孩子，等待面前的人开口，随后自己便同卸了闸的堤坝，话和事滚滚而来。我坐在家里软胶管垒起的圆堆上，他那双透彻又好奇的眼睛以及一米五高个子生成此生他留给我的定格肖像，也激起我退却的心思。父亲像是早已认识了他，隔着前厅远远与他打过招呼，这才褪去我对生人的戒备。
他教会我与小镇的竹林玩耍。整个春季和夏初，在竹林截取细嫩新竹，从关节处甩动，逼出内在水分干枯成纤维便成了双截棍、三节棍。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轻柔的，“多古”总是替我完成，将第一根送给我。乡间一切都是慢的，有太多玩意儿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可笑的，如：打石子、六子棋、捕蝉等等。我们的孩子没有网络、没有信号锅，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回头看时，又不觉得可笑、无意义，反倒长久在外的身，通过心得以回了趟家。
等到夏季新竹不长，或干脆长成竹枝，他便带象鼻虫给我。象鼻虫四只腿，一双大钳子，通体琥珀色，甲壳间隙有黑纹，头上有一根长长的口器。我们爱抓它们斗架，将这些虫翻过身，看它们翻过去。“多古”告诉我，象鼻虫头身处的黑斑有团状，有星点，有三角，而三角黑纹斗架最凶。我自然钦佩他的广识。后来，他果真抓了只“三角”给我看，至于斗架的胜负早已忘了，或许是胜了吧。
夏初，象鼻虫像是冬眠一般，集体消失在竹林里，而沙牛角（天牛）便成了新宠。在一些高大樟树枝干上，在新蝉鸣里，通体漆黑的沙牛角牢牢挂在深褐色树皮上，似乘凉，似听曲。它只角须与背上缀有几处白点，两颗大大的虎牙占了半个脑袋，咬人很是疼。对于这类能飞能伤人的昆虫，我向来是不敢下手抓的，他只好把折了虎牙，断了翅，去了利爪的沙牛角送予我。受过这些刑罚后，沙牛角只能默默死在无人知的角落。残忍不属于孩童，宽容也是，孩童的世界渴望着新奇与欢乐。
“多古”能准确地找到我的家，而我却不能沿着他的路去串门，甚至是在小镇哪个角也难以指出。他的父亲是镇里唯一的木匠，给我的父亲打了很多的砧板和小木凳，它们被用至今日；而“多古”用边角料给我打过坦克，小汽车。在他家的店铺，我永远见着木匠叔叔弹着墨绳，要凿出个木盒子。再长大一些后，我才明白木盒就是棺材，长生也是棺材。但是父亲和母亲对此没什么避讳之说，像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甚至父亲会主动带上我去串门;而我也只觉得那刷上墨和朱红的长条木盒子格外方正庄严，除此别无其它。
“多古”的家在镇外的村落里，矮矮一座小平房。局促的空间不免记起“多古”父亲在小镇的长生店，不宽却狭长。那一回是随着父亲为他家修电，去得夜，因此便留下吃饭。
在座的还有他的大哥和二姐，我与父亲坐在一张条凳，他的母亲与他坐在一起。四方桌上放着由海碗盛着的田鸡肉，另一碟是家里常煮的番薯叶。
方桌头顶是一盏老式暖光灯泡，稍富裕的人家已换上白炽节能灯了，视线再往前便是一张床。他的母亲就从那张床起来，披着红绒外套，看着很虚弱，但还是很亲切地笑着叫我多吃些。是的，我想起母亲因肾结石缘故也时常整日躺在床上啜泣，以为这般岁数的母亲都是脆弱的，因此并未思想太多。那时刻父亲要了茶壶倒水喝，她对父亲说了一句:“阿雄，碗不脏的。”
这一句我并未听懂，只是不知为何记至今日。后来想起这段记忆，关于那张方桌，贫寒的形象成了挥之不去的底色。年少的不解世事成了我对他低头吃饭不语的尊重。后来我受了教育，读过一些书才渐渐明白他的低头不语，明白他的母亲那一句“碗不脏”背后农家人的质朴要强，明白天底下没有那个小伙伴愿意给好朋友看见自己的不好，看见好朋友眼里的异样视线。
那一夜晚饭后，他照旧来找我玩起扮演游戏，在街上，在小院子前像阵风、像骤雨疯闹。再以后，我到了上学年纪，进了幼稚园，新的朋友，新的世界冲走旧的世界，冲走了“多古”。再后来便是父亲平静又突然地告诉我，他在上海工地的建筑架子上摔了下来，走了。工地老板赔了二十多万。那一年是2016年，我高二在读。
乡间的、人间的死大抵是如此风轻云淡。谈及此，做家属的生者还要现出一张严肃的脸，示意人家不要再提。别人不让提，自己不让提，而“多古”们就如此消失在人世间，真是人死如灯灭，人走茶要凉;他们的回来也只在那张挂像，那么几回人家愿意记起。
随他一道去的，还有那片竹林。街面天空更宽阔了，心也跟着更广些，以至于十七年后才又寻到他。
倘若“多古”在世再重逢，眼前这半个异乡人也不知如何开口。在他之后的人生与教育，卸下疲倦的微笑是我仅能拿出手的回应;而他或许一如在生时守在我的小镇世界，带起街上的风邀我去追逐发黄的英雄梦。他的邀请也如春末夏初吹起的风一般温顺——
“回来了？”
写至此，外边阴沉的天终于记起祂的职责，挂起雨丝;学术英语课于是没听，我除了“多古”定格肖像，又多了这一方世界。
——写于2023年4月27日
（文/20级汉语言文学骆必贤)
（摄/骆必贤)
（编辑：陈宇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