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色起源，重温“一师”历史
译者序
本文选自《红色起源：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创建1903-1921》
文｜王毅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人常常简称为“一师”。它的学术名气自然无法与同处长沙的千年书院岳麓相比。然而，在现代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岳麓书院门前那副闻名天下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它却可以当之无愧。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的本书，英文名称为Red Genesis。Genesis一词有“创始、起源、发生”之义，圣经《旧约》的第一章《创世记》就用此词。作者选用此词，加以定语“红色”，意味深长，表明她写作时一种追根溯源的学术意图：这所“一师”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创建的渊源关系。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20世纪20年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一些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主要思想家等重要人物，他们之中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张昆弟、陈昌、萧三、罗学瓒等人。中国内陆省份的一所普通师范学校，在那个时代何以能培育出如此多的激进知识分子？对于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启蒙和政治激进主义，教育起了什么作用？具体而言，20世纪前20年兴起的新式学堂和教育革新，如何促进了激进主义的信念、行动和组织的出现？（“激进主义”一词常易引发歧义，作者在本书第1章第22条注释中对此做了界定：它指一些新类型的政治活动如罢工和游行示威，以及一些新的政治信念，例如不被现有国家权力视为合法的新的政治权力结构。比如，1897~1898年间倡导议会政体是“激进”，但在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时，就不再激进了。）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期的激进化，已有的众多学术著作关注的是经济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关注那些新观念如何在这些背景中传播；关于中国的现代教育和教育革新，也出版过许多研究著作，但绝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教育转型和社会转变；对于新式学校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作用，也有不少学者相当重视，但却忽视了它们的政治意义，这类学校在清末民初所起的重大政治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新式学堂对清代后期和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巨大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探讨，教育革新运动在培养知识分子激进派和政治激进主义上的关键一面，更是鲜为人知。
《红色起源》一书，弥补了这一缺憾。它展示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现于这所学校的启蒙作用，现代学校在培育和传播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在内的新思想观念上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促进了激进主义的兴起，为精英人士中新的政治运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作为一些中共奠基或核心人物的母校，在他们“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生阶段，一师以其启蒙、激励和平台作用，对他们的思想发展和人生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
《恰同学少年》剧照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可谓是传统中国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精华织锦。中国传统教育构成了这所学校的基调，而西方观念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态与精神面貌，则深刻地影响了它的办学宗旨和教育实践。动荡不安的20世纪初，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思想观念交织成色彩缤纷、错综复杂的图景，折射着不同的阶级、力量和社会议程，由古老的长沙城南书院改制而来的湖南一师，在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中演进。本书详实而深入地考查了处在这个时代和湖湘文化之中的一师，它诞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沿革，教育内容，学校氛围，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教员和学生。长沙城里这些学生和老师的精神交流和思想发展，这所学校创造出来的这个群体，它那些综合在一起的道德、智力和制度特征，展示着中国走入现代和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本书的研究不仅展现了现代学校如何促进新的思想观念在20世纪初中国的传播，而且表明思想观念的变化在中国是逐渐演化而非突变革命，比如毛泽东的政治观念形成就有五年的酝酿期。而且，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持守与变革、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一个过渡时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身平衡，达到了一种包容融合。一师教育的那种融合性特色，映射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综合性和伸缩性，表明无论是教育还是政治，其进展绝非单一僵化之事。
蔡和森
在一师的学生中，作者将一章的篇幅用于蔡和森。在实事求是的史料考查之后，她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它革命性的理论家和战略家，蔡和森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蔡和森坚信救国之道就在于俄国共产主义，这影响了一代激进青年来加人共产主义事业。如同毛泽东，基于在一师的学习和“新民学会”时期参与“五四”运动，也完成了他的转变。事实上，蔡和森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湖南第一师范对这些学生的影响，对这些学生要去创建的那个中国的影响。他的一生是这些学生思想转变的一个鲜活例证，可与人们熟知的毛泽东之例并列并加以补充。
杨昌济
就教师的情况而言，在介绍教师整体的基础上，本书着重论述了校长孔昭绶、教育学教师徐特立、学习指导方维夏、学监王季范、历史教师黎锦熙，尤其是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位学贯中西、人格高尚的学者，要在学生中培育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与社会责任结合的主观意志之力，对学生影响深远。举个例子，杨昌济作为教材使用的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于1917~1918年冬天仔细阅读了这本书，做了几千字的批注。书中泡尔生有一处断言“通过使用自己的意志力，人类是可以改变自身基本性质的”，毛泽东赞同地批注道：“意志之力”和“心智之力”。在另外一处，毛泽东批注道：“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绝无有能阻回之者，亦绝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泡尔生将“自我”界定为“因不是接受而是抵抗自然从而得到强化的意志”，毛泽东也肯定这种挑战越大成就就越大的观念，在书边批注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毛泽东为此书归纳的主题是“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由此可以揭示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思想和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乃至一生和性格心理的一些深层线索。
本书英文版出版时的匿名学术审稿意见和出版后的专业书评认为，作为由Roger T. Ames主编的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学术价值颇高。作者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现有的第一手文献，包括学校档案、政府档案、个人档案、地方志、当时的刊物、个人日记、私人收藏，以及对第一师范师生的记述和回忆。另外还广泛利用了关于这一主题的中英文著作，包括研究20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和现代学教育出现的著作，研究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转化的著作，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和精神来源的著作，以及湖南省在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和革命先发地之作用的著作。对于这些，作者有精当的使用。不同的新儒家思想观念如何相作用，如何与西方观念交织起来，在这群学生中变成了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基础，在真实的学校生活背景中呈现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中四方观念的综合作用，本书可说是第一本重心在此，深入分析与生动描述兼备的著作。书中颇富新意的思考和材料，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政治史、教育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学研究者相当重要，将引发新的研究探讨。
本书作者刘力妍女士，曾是笔者当年在一所帅范专科学校的同事。她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1989年为南京大学霍晋金斯访问学者，1993年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大学史学硕士，2001年师从著名史学家张灝，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乔治城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译者作为湖南人，译老友新著，对书中那些地方风物背景相当熟悉：岳麓山、爱晚亭、千年书院、橘子洲、长沙街巷、一师校舍、励志学生冷水浴之井，这些地方都曾游历，记忆犹新，译来深感亲切。
我们还是回到1913年初秋的长沙吧。一群年轻人聚集在南门外第一师范门口，切盼着接受新式教育的熏陶；校内的简朴会议室里，教员们激烈讨论着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同凡响的学生与教师汇聚到了一起，改写和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这真是令人难忘的时刻！让人想起曾经广为国人所知的清代龚自珍的那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本书结束时，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感慨和祝愿：1910年代的这十年中，第一师范促成了自己那些学生的思想转变。它鼓励着平等、自由和人道主义这样的价值观念，这些成了“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希望，当年湖南第一师范那种自由教育的遗产会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重获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