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负责人：吴晟，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项目名称；知性反省江西诗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16FZW005
最终成果名称：知性反思江西诗学研究
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北宋时期自黄庭坚登上诗坛，“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鲜明地体现了宋诗独特的美学风范；又大张旗鼓地倡导以杜甫为诗家宗祖，最能凸显宋代诗学的时代精神；加之理论上提出了自成体系、突围唐人樊篱的诗学策略，使学诗者有了便于操作的诗法可依、具体的门径可入，于是受到陈师道和一批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黄、陈为核心的诗歌流派，被吕本中名为“江西宗派”，黄庭坚被尊为“宗派之祖”。继而方回又首倡“一祖三宗”之说，试图通过对江西诗派“诗统说”的进一步完善，扩大江西诗派的门户，从而确立江西诗派的正统地位。由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所作迥异于唐诗的宋调，题材偏重于书斋生活，艺术上极其讲究法度，又有诗论为之指导，一时对其批评鹊起，不少学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唐宋诗的讨论中来，或褒或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近代尚未调停，其声势之浩大、历时之持久、影响之甚巨，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本成果试图将北宋以降有关江西诗学的批评，纳入对江西诗学的知性反思视野之中，不仅能够清晰地凸显江西诗学的理论贡献、创作经验与教训，且有助于我们观照我国古代诗学的审美流向与价值取向，深刻认识中国古代诗学的体系建构及其民族特色，进而总结出我国古代诗学某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理论问题。
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共六章，绪论：一、江西诗学体系论略；二、北宋时期江西诗学之反思。第一章江西诗学之蜕变。第二章江西诗学之鼓倡。第三章江西诗学之补偏。第四章江西诗学之反拨。第五章理学家与江西诗学的离或合。第六章中国古代对诗歌本体特征认知的演进。学术界对反思江西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否定意见上，本成果梳理归纳为以上五种批评形态，更符合反思江西诗学的实际。第一章主要择取江西诗派内部成员或与江西诗学渊源较深的诗人如吕本中、陈与义、陆游、杨万里、姜夔，分析他们对江西诗学的自我反省。第六章论述江西诗派的宗师黄庭坚，鉴于苏轼“乌台诗案”的惨痛教训，在“诗言志”“诗缘情”两种诗歌本体特征认知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诗者，人之情性也”的诗歌本体特征的认知。所谓重新确立，它摒弃了《诗大序》中诗歌“吟咏情性”的伦理道德因素，直接继承了刘勰、钟嵘有关诗歌“持人情性”或“吟咏情性”的观点，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包括反对江西诗学的严羽、王若虚。其诗学意义在于：曾一度退居次要地位甚至缺席的“情性”之“性”又重新回到诗歌本体中来。为何不同的作者表达同样的情会有差别呢，性之异也。它张扬的是作者的个体主体性，鲜明的个体主体性，是诗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因此说“吟咏情性”作为我国传统诗歌的本体特征，更准确、更科学。
本成果的重要观点：自黄庭坚登上北宋诗坛，提出了系列诗法并加以创作示范，逐渐形成了以黄、陈为代表的江西诗学以来，便引起了诗界的高度关注。如“以才学为诗”是黄庭坚诗歌创作最为显著的特征，历来颇受争议，可谓毁誉参半。苏轼以“蝤蛑”“江瑶柱”为喻，推重黄诗“格韵高绝”，犹如一道名贵的海鲜；“盘飱尽废”，喻他人的作品同黄诗对比，就只能是廉价的菜肴了；“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谓“蝤蛑”“江瑶柱”为高嘌呤饮食，多食会致使体内尿酸偏高而引发痛风，喻黄诗“以才学为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读者要慢慢地品读、退思，切不可贪多务得，否则消化不良。推许中含有对黄诗使事用典造成冷僻难懂的微词。北宋时期对黄庭坚诗学的反思虽然只是局部性的，但已开启后世对江西诗学的全面反思。对黄庭坚“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本成果阐释为模仿前人诗作的艺术构思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并在方东树《昭昧詹言》中找到了证据，方氏认为黄庭坚学杜最成功之处在“作用”。作为一个诗学术语，“作用”即艺术构思。按陈模“作诗……不用其意为换骨体”的解释，辨析了“换骨法”与“点铁成金”法的异同：“陶冶”“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而“造其语”——点化前人诗句换成自己的话来表达，为二者之同；“不用其意”与“不易其意”为二者之异。吕本中“活法”说既有禅学因素又有理学成分，是对黄庭坚“须要唐律中作活计”诗学思想的理论提升。陈与义的诗学观，只有极少量他人诗话转引材料，本成果主要从其诗歌创作中提取。陆游的“诗家三昧”包含“工夫在诗外”与“养气”说。杨万里提出“感兴”说对资书以为诗的江西诗学具有救弊补编作用，其“透脱”说更多来自理学而非禅门。姜夔认为“活法”即用事要约以用之，措辞则约以尽之，叙事则间以言理，这是他对吕本中“活法”理论的新认识和辩证把握，丰富并拓展了其内涵，对“活法”理论有突破性贡献。胡仔首次将苏轼、黄庭坚与李白、杜甫并列，不仅充分肯定了黄庭坚诗歌的艺术成就，也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平分秋色的文学地位。明代“后七子”的代表王世贞论诗倡“格调”说，与明代前期“前七子”不同，他从才思来谈格调，进一步深入到艺术意境的探讨，以矫江西诗之生涩奇峭，批评宋人资书以为诗，淹没了诗人情性，距“真诗”甚远。主张师古而不泥古，模拟古人以不犯痕迹者为佳；倘若不能“师心独造”，所作诗终究是古人面目，已落入第二义，以药江西诗之模拟剽窃。王士禛论诗倡“神韵”说，尽管它以清幽淡远的意境为内核，但并不拘囿于唐人王、孟的古澹清音一路，而主张情性兴会与学问根柢相兼，以济其“神韵”之说，这是他兼取宋诗的原因。终其一生，王士禛宗唐始终一贯，但他尊唐并不祧宋，对江西诗派的“三宗”及部分成员都有评析，其中特别推赏黄庭坚及其诗歌“格高”，充分肯定他学杜而不为的创新精神和自开一宗、生新奇特的诗风，同时也指出其诗多径露乏含蓄、雄健太过、流于险怪的弊病。体现了他比较辩证的诗学思想。他对陈与义诗歌评价的偏低，也暴露了其“神韵”说专注艺术形式、远离现实的局限。翁方纲评价江西诗学，提出黄庭坚诗歌“逆笔节制”的书法艺术，本成果阐释为寄寓讽刺而不露锋芒、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化之境、运古于律以节制滑下之顺势。作为桐城派作家，方东树较早用“气”——主要指“精神”来论诗，这是他以文法论诗的鲜明特点之一。他充分肯定黄庭坚诗歌有“奇气”，与他对黄庭坚与韩愈“以文为诗”一脉相承的肯定是一致的。这是方东树评析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学思想的独到之处，具有较大的诗学价值。在江西诗学那里，“大巧”之后是没有“斧凿痕”的“简易”“平淡”；在袁枚那里，“大巧”之后是“朴”；曾国藩又提出了“机神”说，“机”者，没有执着寻得之必然，只有无意获得之偶然。从曾氏所示李白之豪宕、杜甫之雄健、王昌龄之俊逸、李贺之奇诡来看，“机”也是他人模仿不了的个人独特之禀赋，即“天机”，或谓天赋。“神”者，则“人功与天机相凑泊”之谓也，亦即“人巧极而天工错”。曾国藩所谓“人功与天机相凑泊”或“人巧极而天工错”之“神”； 正是“无斧凿痕”的“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曾氏“无心遇之，偶然触之”之“机”，正如“不烦绳削而自合”。不同的是，黄氏更强调人功，曾氏则更看重天分。学术界一直视“同光体”诗人陈衍为宗宋调的宋诗派，其实他所尊是苏轼、陆游、杨万里等宋诗，恰恰不喜最能体现宋诗风范的黄庭坚、陈师道诗，本成果首次作了辨正。第五章理学家与江西诗学的离与合，也多有发明。
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通过知性反思江西诗学，主要有以下历史启示：1、确立了“诗者，人之情性也”的诗歌本体特征的认知，重新审视“怒邻骂座”与“温柔敦厚”的传达方式，明确了讽喻时政不宜言辞愤激、锋芒毕露固然是一种能够使作品不遭禁毁而流传后世的智慧策略，但过于温文尔雅的“怨而不怒”，容易失落“匡时救世”的历史使命、讽谕时政的社会责任和揭露现实的批判精神。标志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学理论的成熟和发展。2、江西诗学“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等具体可操作的诗法，从总结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到探讨艺术内外部审美规律，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宋代诗学理论体系。为学诗青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入门蹊径，从师法“拾遗句中有眼”的初阶达到“彭泽意在无弦”的终极，即从“正体”入“变体”，方能臻于“不烦绳削而自合”——挥洒自如、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启迪后人：文学创作既要遵守艺术法则，又要超越艺术法则，才能进入艺术的自由王国。3、认识到唐诗与宋诗各有所长与所短，不必厚古薄今、扬此抑彼，“李、杜、苏、黄”并称，表明宋代苏轼、黄庭坚已取得与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并驾齐驱的地位，确立了宋诗与唐诗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地位。在复古与革新的争论与较量中，培育了古人进化、辩证、通脱的文学观念。4、通过“资书以为诗”是否淹没诗人情性的讨论，加深了对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认知。经历了“靖康之难”的陈与义，提出了“从来华屋不关诗”的观点，直接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吕本中、杨万里、陆游等一批江西诗派成员或与江西诗学渊源颇深的诗人，纷纷走出书斋，投向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和异彩纷呈的大自然怀抱。认识到传承文化传统、间接感受生活固然必不可少，但文学艺术创作的真正源泉来自现实生活。5、以通变意识，知性反思江西诗学的经验与教训，启迪了后世学者清醒深入的诗学理论思考。北宋以后出现了一批诗话成果，这些成果多数能够以辩证的态度持公允之论，建构起富于民族特色的批评话语和诗学理论体系。这就是本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部分研究成果刊于《文艺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求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诗学》《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华中学术》等CSSCI来源期刊上，或中文核心期刊《中国韵文学刊》上，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和效益。